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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程子华当年被调离红15军团的历史,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只是简单提及了一句:
“抗日战争爆发后,我所在的军队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,原来的十五军团也调整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,随后奔赴前线,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。那时我因病离开了部队,到延安进行治疗。”
那么,究竟是什么病让程子华不得不离开红15军团呢?从《程子华回忆录》另一段文字中,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线索:
展开剩余83%“当时,我因为身体状况不佳,必须离开前线,到延安休养。彭德怀同志参加完洛川会议回到司令部后,曾对我说: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需要一位顾问,中央研究认为你是山西人,去担任这个顾问职务比较合适。他还关心地问我病情如何,我回答说病还没完全康复。但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,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。”
由此可见,尽管程子华早年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严重——当时他带头冲锋时被敌军重机枪子弹击穿双手,昏迷了两个多月,导致双手终身残疾——但他的身体情况后来已有明显好转,尚能胜任工作任务,否则也不会被派去做统战顾问。
如果不是这次调离,程子华本应接任344旅政委一职。调离后,中央派遣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接替了344旅政委,而程子华则被派往山西,担任“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”武装部长,同时兼任党团书记。
程子华回忆道,这个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三个方面:一是积极发动和武装群众;二是推行减租减息政策,减轻农民负担;三是支持和宣传抗日言论。该组织自1937年9月成立,直至1939年7月被迫解散,程子华在其中兢兢业业工作了近两年时间。
红军高级干部被调任统战工作在当时并不罕见。例如,著名的徐向前元帅也于1937年8月奉命返回家乡山西,短暂从事统战工作(程子华同为山西运城人)。还有彭雪枫将军,也曾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任处长,负责晋冀鲁察四省及平津两市的统一战线联络工作。
不过,与程子华不同的是,这两位将军虽然也曾调任统战岗位,但很快就恢复原职,重返战斗部队。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,徐向前担任了129师副师长,彭雪枫则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河南省委军事部长。相比之下,程子华却在统战岗位坚持了将近两年,未能回到344旅。
有人猜测,程子华之所以被调离,可能与他在红25军到达陕北后,和朱理治、郭洪涛、聂洪钧、戴季英等人一起主持陕北工作时,出现了一些偏差有关。
然而,细致考察后发现,中央对陕北工作的调整中,确实严厉处理了聂洪钧和戴季英,分别给予“严重警告”和“最后警告”,但并未立即追究朱理治和郭洪涛的责任。朱理治不久担任河南省委书记、中原局代理书记,郭洪涛被调往山东任省委书记及分局书记。这些问题直到1942年秋季的西北高干会议才全面查处,且主要针对朱理治和郭洪涛,程子华并未被明确牵连,说明他在那次事件中并无重大责任。
因此,很难断定程子华是因为在陕北工作中的偏差才被调离部队。
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呢?我认为,应从程子华的资历和背景说起。
程子华早年参加过广州起义、海陆丰保卫战以及由李灿、何长工领导的大冶兵变。他随起义部队(红8军)进入苏区,历经红军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役,担任过红35军307团团长、红5军40师师长、41师师长兼政委、42师师长、22师师长、粤赣军区代参谋长等职务。可以说,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“中央干部”。
那么,程子华为何离开了中央苏区呢?1934年1月,鄂豫皖苏区(红四方面军)成仿吾同志来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,请求中央派遣一名军事干部前往鄂豫皖。中央最终选中了程子华。
1934年6月,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找到程子华,传达中央指示:红25军应实施战略转移,撤离敌军重兵把守的地区,到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开辟新根据地,同时寻求与川陕苏区的连接。
当时红25军面临敌军重重“围剿”,内部还在争论是“坚持原地”还是“战略转移”,程子华带着中央的明确指示来到鄂豫皖,一下子为红25军指明了方向。郑位三后来回忆说:“红25军的长征方向,一是子华起了关键作用,二是鄂豫皖省委的筹划很成熟。”由此可见,程子华这位中央派来的干部对红25军的影响之大。
在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决定长征后,大家商讨了部队整编和领导班子组建。《程子华回忆录》中记载:“郑位三同志告诉我,省委决定让我担任红25军军长。我告诉郑位三,周副主席指示我做参谋长,请他向省委转达,我不愿当军长。郑告诉我,省委决定已定,不再变更。”
于是,红25军的新领导班子就此成立:程子华任军长,吴焕先任政委,徐海东任副军长,戴季英任参谋长,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。部队更名为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1935年9月18日,部队抵达陕北永坪镇,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和27军完成会师。随后,这三支部队整编为红15军团,徐海东任军团长,程子华任军团政委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程子华的回忆中,他曾说:“周副主席要我做参谋长……我不当军长。”这句话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的态度:派他去红25军,更多是协助而非全面主持军队工作。“协助”和“主持”的区别十分关键。
虽然在鄂豫皖省委的坚持下,程子华最终成为军长(后来兼任政委、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等职),在红25军及红15军团担当了主要领导角色,但中央始终视其职务为临时性质。毕竟,程子华并非红25军或344旅的“本地干部”,他属于中央派遣的“外来干部”。
换句话说,程子华和红25军、红15军团乃至后来的344旅,并没有深厚的“有机联系”,他只是被中央派去协助管理。组建344旅的领导班子时,旅长除了徐海东几乎无人替代,而政委则不一定非程子华不可,也可以由黄克诚来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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